现实的社会建构

1、社会世界一个最基本的组成要素就是角色，制度正是通过角色镶嵌在个体的体验中。通过角色扮演，个体才能参与到社会世界中去。通过内化这些角色，相同的世界才会对个体来说在主观上变成真实的。角色代表着制度秩序。作者在这里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制度及其“编排的”行动就好比是未完成的剧本。剧本的实现有赖于生活中的行动者通过指定的角色来谱写。行动者代表角色，通过在给定的舞台上展现它来使得戏剧得以表演。说角色代表制度也就等于是在说，角色使得制度的存在得以可能，并在个体的体验中真实地显示出来。另外，个体通过其所扮演的角色，被引入社会客观化知识的特定领域。比如说，扮演法官的角色，就需要相关的法律知识。进而带来的是知识的社会分配问题。制度秩序的区隔化及伴随而来的知识分配，一方面会带来意义整合的问题，另一方面会导致社会中出现分隔的意义亚共同体(专门的角色知识只有内行才懂)。前者使得将行动者不同类型的制度活动合法化面临难题，后者使得关于整个社会的看法变得多种多样，不同的意义亚共同体之间还会形成多元竞争。当制度与亚共同体的变迁速度不同时，就会出现一些特殊的社会问题，增加制度秩序合法化的难度。比如说，我们的社会中，同时存在着相对论和占星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将两者合法化就会变得更为费力。(现实的社会建构)。

2、伟大的伊斯兰神秘主义者伊本·阿拉比曾在诗中呐喊：“真主啊，请把我们从这名字的海洋中解救出来吧！”我们在阅读社会学理论时也常有此感叹，因此决定把这本书中的名字统统删掉，这样它读起来就像是我们自己观点的持续呈现，而不是屡屡出现“涂尔干这么说”“韦伯那么说”“这里我们赞同涂尔干而不赞同韦伯”“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涂尔干被误解了”等不断插进来的句子。

3、在正常情况下，当理想自我的形成建立在理智认识或他人和社会规范的自觉内化之上时，理想自我可以在现实自我和社会环境之间起积极的调节作用，指导现实自我积极地适应和作用于社会环境。这时，理想自我、现实自我和社会环境的要求可以在新的水平和方向上达到协调一致，自我得到健康发展。当现实中的自我与理想中的自我重合度越高时，我们的自我满意度也越好；反之，自我满意度也就越差。我们需要通过学习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认知，完善自己的个性，使自己朝着自己理想中的样子呈现。

4、一个人可能会想象一个和谐的、自我封闭的、完美运转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象征性共同体透过其客观存在的事实性而自我维持其合法化。但是这样的社会并不存在，因此，因为制度化中存在不可避免的张力，而且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历史地通过人类活动构建的，没有一个社会会被其所有成员视作理当如此，同样，也没有哪个符号/象征意义共同体会被视作理当如此。象征性共同体不仅需要被概念机构合法化，还要得到概念机构的修正，以抵御社会内部的异端群体。(现实的社会建构)。

5、(2)客观化：社会是一种客观现实。为了解释社会秩序出现、维持和转型的原因，作者对制度化进行了分析。作者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存在与各种类型行动者惯习化的行动相应的典型化(定型化)行动，就可以说制度化已经出现。换句话说，人类行动在重复中倾向于惯习化，进而产生定型化，制度化在此刻得以出现。

6、对卢克曼来讲，每当他回忆起自己在霍巴特学院(HobartCollege)的联合教学期间以及另外一些场合中那些富有成果的交谈时，就会由衷地感激弗里德里希·滕布鲁克所提出的那些想法。伯格也要感谢库尔特·沃尔夫和安东·齐德菲尔德在本书观点形成过程中一直给予的关注和批判。

7、制度乃是给定集体中那些恒久问题的恒久解决方案，这种社会认知是制度意义的传递基础。因此，制度意义必须牢牢地镌刻在个人意识里。由于人类常常慵懒、健忘，就需要有一些手段让这些制度意义被不断地重新刻画和重新记忆，于是就必须引入某种形式的教育过程了。在沉积意义的层面上，也会发生在我们前面讨论制度化时所提到的例行化与琐碎化的过程。英雄事迹在被纳入传统时所遵循的程序化模式便是一个例证。

8、假设有两个来自完全不同社会世界的人开始互动。此时我们说他们是“人”，即假设他们已经有成型的自我，而这乃是在社会过程中才能完成的事情。我们假定，此二人来自于历史上相互隔离的社会世界，因此，他们的相遇和互动发生在一个对二人来说皆为非制度性的环境中。想象一下，一个叫“星期五”的人与制造独木舟的人在荒岛上相遇了，前者是巴布亚人，后者是美国人。为方便起见，我们把这二人称为A和B。

9、进一步来讲，在我面前，日常生活现实是一个主体间的世界，一个由我与他人分享的世界。我知道我和他人对这个世界的自然态度是一致的，他人也都理解那些为世界带来秩序的客观事物。我当然也明白，对于这个共同的世界，他人有着与我不一样的视角。可是我依然清楚，我和他人对世界的理解一直保持着某种一致性，因为我们共享着关于现实的一种常识。

10、知识社会学必须关注社会中所有被当作“知识”的事物。理论思维、思想、世界观在社会中都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它们只是“知识”的一部分。知识社会学必须把人们在非理论和前理论的日常生活中所“知”的“现实”(也就是知识)作为首要关注点。我们为知识社会学下了一个范围更宽广的定义，大大扩展了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

11、①个人品德(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12、　　一是要完善惩治虚假失信的外围法。我国需要对现行《刑法》、《民法通则》、《食品安全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中与诚信相关的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既需要考虑诚信行为的“善意与恶意”的行为性质，也要修改笼统性的法律条款，细化、明确信用、欺诈方面的法律规定，减少“选择性执法”的空间，还需要加大对失信主体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的一次性直接处罚力度。唯有对各类投机失信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做到失信违法必究，才能弘扬诚信道德风尚。

13、然而，一旦这些个体聚集到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中，对现实和身份的反定义就会萌芽了，其所引发的变迁过程将会带来一种更加复杂的知识分配。一种反面现实将在未成功社会化的边缘群体中被客观化，此时该群体也就自然会启动自己的社会化进程。如果存在这一个这样的群落，且它的规模足够大，存在的时间足够长，以致能为现实的反面定义提供可信结构，那情况就要发生变化了。那些原先无法完全内化共同体现实的个体，现在就能在灾孽群落的反面现实中被社会化。

14、这本书的研究计划构思于奥地利西部阿尔卑斯山脚下(偶尔也包括山顶)的一些闲谈中，那还是1962年的夏天。初始的写作计划也早在1963年就制订出来了。按照当时的设想，另一位社会学家和两位哲学家也会加入我们的工作。但由于不同的个人原因，我们两人以外的其他参与者最终都退出了。不过，我们还是非常感谢汉斯弗莱德·凯尔纳(现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和斯坦利·普尔伯格(现任教于法国高等研究院)不断给出的批评意见。

15、在这个正当化层次，对离散的制度化过程的反身性整合达到了顶点。一个完整的世界被创造出来，任何较小的正当化理论都是这个世界的某一侧面，是看待现象的特殊视角。在这个超越和总括了制度秩序的世界中，制度化角色提供了参与世界的各种模式。举例讲，“旁系亲属学科”只是一个更庞大的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个理论体系几乎肯定包含关于宇宙和人的普遍理论。对亲属结构中的正确行动来说，最终的正当化依据就来自它们在这个宇宙学和人类学框架中的位置。从原则上讲，终极正当化的限度与官方指定的“现实定义者”，即“司正者”的理论雄心和理论创见是正相关的。

16、伟大的伊斯兰神秘主义者伊本·阿拉比曾在诗中呐喊：“真主啊，请把我们从这名字的海洋中解救出来吧！”我们在阅读社会学理论时也常有此感叹，因此决定把这本书中的名字统统删掉，这样它读起来就像是我们自己观点的持续呈现，而不是屡屡出现“涂尔干这么说”“韦伯那么说”“这里我们赞同涂尔干而不赞同韦伯”“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涂尔干被误解了”等不断插进来的句子。

17、在该书的开头，伯格和卢克曼明确的表达了他们的主张：“现实”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知识社会学必须分析这种社会建构的发生过程。这个分析主要围绕社会现实中三个辩证的时刻展开：(1)外化(2)客观化(3)内在化。三个时刻中的每一个都与社会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相对应。

18、在开篇绪论部分中，作者首先界定本书的写作风格是非哲学式那般穷尽概念的推演，作者明确指出“现实”(Reality)和“知识”(Knowledge)是需要从常人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并且溯源知识社会学，其理论资源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尼采哲学和历史主义，这意味着知识社会学在理论上偏重于探讨认识论的问题，经验上则侧重思想史。从研究路径上来说，彼得·伯克是从涂尔干“自成一体的现实”和韦伯的“行动的主观意义群”出发，从而把握社会的客观事实性和人类活动的主观能动性。

19、当初级社会化中转了尖锐对立的世界时，个人就需要在几种编录好的身份中进行选择。如此看来，任何人一旦被社会化后都会成为潜在的自我的叛徒。我们得正视这种复杂性。当孩子迎接宗教奥义时，他就在背叛父母，当他为继承爵位而接受训练时，他就在背叛保姆。由于拥有来自两个矛盾世界的身份，他的每一次背叛都同时伴随着对自己的不忠。当初级社会化内化了这些选择时，它们会带来不同的主观现实。不管什么样的选择使得什么样的主观现实在斗争中占了上风，更替都是一种终身威胁。在初级社会化过程中引入了更替的可能性后，这一威胁就永久地生根了。

20、一个社会中的知识是在历史过程中积累下来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假定，由于劳动分工的存在，角色专属知识的增长速度将快于大众化的普遍知识。

21、关于知识社会学的性质和范围，人们一直有着不同的界定。但人们大都同意，知识社会学大体是要研究人类思想与作为其源头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其直接的思想源头归属于19世纪德国思想的三大发展：马克思主义、尼采哲学和历史主义。

22、如果只有运用社会成员所具有的相关“知识”才能理解制度秩序的整合，那么对于这种“知识”的分析就是我们在分析制度秩序时的关键所在。对于制度秩序来说，最重要的知识是在前理论的层次上出现的。「它是一个社会中“人尽皆知”的事情的总和，包括准则、道德规范、智慧箴言、价值与信仰、神话等等。要把这些事物全部理论化，需要极其繁复的智力工作。然而在前理论层次，每一项制度都包含可传承的处方知识，即那些为行为的制度适宜性提供指导的知识。」

23、读书札记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

24、制度也意味着历史性和控制力。行动的交互类型化是在共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得以建立的。制度有自己的历史，也是这一历史的产物。制度的存在意味着人类行为受到预定模式的限制。因此，人类行为被引导至某一个方向而非理论上的多种可能方向。这一控制特性是内在于制度的。首要的社会控制是在制度中实现的。人类活动的某个部分被制度化了，就意味着这一部分已经处于社会控制之中。只有在制度化未完全成功时，才需要额外的控制机制。任何社会情境只要持续存在一段时间，制度化就会出现。

25、本书的第一章(“日常知识的根基”)是对日常生活现实的现象学分析，因此不妨将其视为服务于核心论点的哲学导言。只对社会学论证感兴趣的读者也许想跳过第一章，但要提醒的是，某些贯穿全书的关键概念都是在这一章先行界定的。

26、语言是可以被定义为声音符号的系统，它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符号系统。语言有潜力成为一个客观世界的仓库，用以堆放丰富的意义和体验。仓库把这些物品及时保存下来，传递给下一代。

27、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斯洛文尼亚文理科学院院士，著有《无形的宗教》《生活世界的结构》(与阿尔弗雷德•舒茨合著)等作品。

28、制度世界也需要正当化(legitimation)，即它需要被解释和被证明。这并不是出于增强事实性的目的。A和B可以借助自己的回忆来获取制度的意义。A和B的孩子则完全不同，他们对于制度历史的知识来自于传闻，他们无法通过回忆来获得制度的原始意义。于是，就有必要通过一些正当化程序来向他们解释制度的意义。对制度秩序来讲，这些秩序只有既连贯又全面才能说服下一代，对所有的孩子要讲同样的故事。在新一代人接受社会化从而被纳入制度秩序的过程中，他们就学习了所有关于正当化的知识。

29、此时，我们就能从两个制高点来分析角色和知识的关系了。从制度秩序的视角看，角色是客观积累起来的制度化知识的表征者和中转者；从角色的视角看，每个角色都带有社会定义的附属知识。两个视角指向了同一个总体现象，也就是社会的基础辩证法essentialdialectic。角色分析对知识社会学尤为重要，因为它揭示了一种调和关系。借助这种关系，社会中宏大的客观意义世界在个人那里就变得具有主观真实性了。(trans:角色是连接主观真实和客观现实的中介，这其中涉及到知识的社会分配(or垄断))

30、但是，多数现代社会都是多元的，它们共有一个核心共同体，将其视为当然，不同部分的共同体在相互调和的状态下共存。多元主义一方面伴随着发生快速社会变迁的条件，另一方面其本身就是一个加速变迁的因素。多元主义鼓励怀疑主义与创新，因此内在地就是传统现实的破坏因素。多元主义往往出现在一个有着高度劳动分工、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与高速经济剩余的都市社会。

31、我们认为，思想问题仅仅是知识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核心内容。

32、人类的生存有秩序、有方向、有稳定性。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人类秩序在经验层面上的稳定性究竟从何而来？在第一层面上，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对任何有机体的发展来讲，都存在着一个既有的社会秩序。对于人类存在来讲，生理构造所内含的世界的开放性必须要通过社会秩序的作用才能转化为相对的世界封闭性world-closeness。这样以来，问题就被推向了另一个层次。人们会问，那么社会秩序本身是如何产生的呢？

33、合法化包括四个层次，符号/象征性意义共同体是合法化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有各种理论传统，这些传统整合不同的意义领域，将制度秩序囊括在一个符号或具有象征意义的整体中。符号/象征性意义共同体可以为人生体验的主观理解提供秩序，还能为社会日常生活中实际出现的不同意义提供最高层次的整合。它为所有分离的制度过程提供了一个广泛的整合，整个社会由此获得意义。特定的制度与角色，通过将其放入一个广泛的、有意义的世界中被合法化。例如，君王受命于天，政治角色可以被视为宇宙原则的代表而获得合法化。

34、道德规范在中国已经系统化、精炼化，熟记这些规范，不但有助于应对一些重要的考试(考核)，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立身做人。

35、自20世纪60年代起，知识社会学经历了一个从“社会决定知识”到“社会通过知识而建构现实”的观念转变。伯格和卢克曼的《现实的社会构建》(1966)标志着新知识社会学的转向，同时也是社会研究的建构主义转向的代表作。在此之前，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是美国社会学(包括知识社会学)的主流。本书挑战了这一格局，不仅在知识社会学领域产生影响，而且被视为社会研究中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潮的开端，鼓励了研究者对于日常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实在建构过程进行经验的考察。

36、作者: (美)彼得·伯格 / (美)托马斯·卢克曼

37、进一步来讲，子世界至少还需要基本的正当化装置，这种装置常常表现为仪式象征或物质象征。以步兵和骑兵之间的区别为例，在骑兵语言的工具性基础上出现了一套图像和寓言的体系。当个体接受了骑战训练后，角色专属知识就完全被他内化了。

38、一阶的“制度化”过程完成后，便开始进入二阶的“正当化”。正当化是一个解释和证明的过程，其目的是使制度化变得客观上有效，主观上合理。“正当化既包含认知元素，也包含规范元素。换句说话，正当化并不仅仅与‘价值’有关，它也始终意味着‘知识’。”(p.117)正当化过程具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类经验的语言系统的传递，比如一个儿童对亲属的称呼“表哥”、“舅舅”，那么相对应的人的身份便被赋予了正当化意义。第二个层次由初具雏形的理论假设组成，这里包含一些对客观意义丛的不同解释图式，且与具体的行动直接相连。比如《山海经》中所载：“翠山，其鸟多鸓，其状如鹊，赤黑而两首四足，可以御火”，便是将鸓和辟火直接关联；又比如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提及的思维方式，也是这个层次的体现。第三个层次由明晰的理论组成，第四个层次是象征世界。“象征世界是由那些已被社会客体化的且具有主观真实性的所有‘意义’所构成的矩阵，”经由此，制度秩序获得了终极的正当性。

39、按照前面所说的论证逻辑，本书的写作便难免重复，于是就出现了以下现象：在第一章，我们以现象学的“加括号”的方法探讨了某些问题；这些问题在第二章又出现了，这时它们的现象学括号被移除，我们关心的是它们的经验起源(empiricalgenesis)；在第三章，我们转而在主观意识层面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在不影响本书内在逻辑的前提下，我们已设法让它尽量易读。对于那些不可避免的重复，还希望读者能够理解。

40、最重要的他人经验出现在面对面的情境中。这类情境是社会互动的原型，所有的社会互动都是由它派生出来的。另一方面，即使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我也会通过“类型化图式”来理解他人。例如我把对方理解为“一个欧洲人”“一个买家”“一个快活的人”。这些类型不断地影响我与对方的互动。当然所有的类型化都带有原生的匿名性incipientanonymity，当社会互动越来越远离面对面的情境时，类型化的匿名性会越来越强。因此，“直接性”和“间接性”就是日常生活中“他人经验”的重要特质。我对某人有多大兴趣，我和某人有多亲密这两方面共同作用，影响着匿名性的强弱。因此，在连续体的一端是那些经常与我面对面交流的人，它们是我的内部圈子。在连续体的另一端是那些具有高度匿名性的抽象类型，从本质上看，他们永远不可能与我发生面对面的基础。连续体中的所有类型汇聚到一起，搭建起社会互动的循环模式，社会结构由此形成。可以看到，社会结构是日常生活现实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41、第三个部分，作者对知识社会学的传统进行了总结，那就是“在理论上侧重认识论问题，在经验上侧重思想史。”他们通过将舍勒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存在的认识论及方法论问题排除，从而与这两位创立者区分开来，做一种不一样的知识社会学。

42、知识社会学将人类现实理解成是一种由社会建构的实体，集中研究现实的建构过程。将社会的基本辩证过程划分为三个时刻，即外化、客观化、内化，并提供了一种以知识为分析过程核心的视角。知识“规划”各种途径，使外化产生一个客观世界。它通过语言及基于语言的认知器官将这个世界客观化，让凡事成为可以了解的现实。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是内化使得客观事物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由此，关于社会的知识在“现实”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在理解客观化社会世界的意义上，在持续不断地产生这一现实的意义上——得到了实现。

43、主观现实的建构，即三阶的“社会化”，实则是社会实体的内化过程。通过内化，客观现实在个体这里具有了主观意义，个体也被全面地引领进社会客观世界中。社会化过程也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初级社会化，第二步是次级社会化。

44、这种内化始于个体对其世界的“承袭”(takingover)。在内化中，个体“理解”他人的主观过程和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个世界之后也变为我的世界，我和他人以一种持久的方式和全面的视角来共享时光，这种方式和视角将一系列情境互为主观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互相理解对方对共享情境的定义，而且以交互方式定义它们。我和他人之间建立起联动机制和持久的相互认同——这种个体的发生(ontogenetic)过程被称为社会化。

45、将知识社会学的考察范围从少数人关心的科学和理论知识，扩展到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用以指导行动的知识。在考察日常生活世界这一首要的社会现实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同时，阐释了日常知识在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揭示了“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是如何构成的。

46、生于维也纳的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Berger，1929—2017)是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的社会学大家。从宗教、家庭到现代化，伯格在一系列领域作出了影响深远的研究，共出版了近30部专著。在国际社会学会投票选出的20世纪最重要社会学著作中，伯格与托马斯·卢克曼(Thomas·Luckmann)合著的《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高居第五名。虽然研究领域和立场往往和学术主流格格不入，伯格始终坚持以平实的语言表述深刻的理论，这一专长为他赢得了无数读者。

47、需要强调的是，维护世界的概念装置本身是社会活动的产品，它们和集体的其他活动之间无法隔离。而且，特定的概念装置是否能成功运作与运作者所拥有的权力有关。与替代性象征世界的对抗其实是一个权力问题。它决定了哪一种定义对社会来说才是说话算话的。二者之间谁会胜利，更取决于权力，而不是看哪一方的理论更加精巧。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往往是粗鄙的军事力量。权力越大的人越有机会将自己对现实的定义强加给别人。

48、人的表现性可以被客体化，也就是说，它通过人类活动的产品展现自己。例如在面对面情境中的愤怒，通过面部表情、身体姿态、手足的特定动作等等。“愤怒”是可以被客体化的，一件武器就能做到。比如我与某人发生了争执，对方对我表示出强烈的愤怒。当天晚上，我突然醒了，只见一把匕首插在我床头的墙上。这把匕首使我感受到了对方的主体性。而且，若有其他人看到了这把匕首，他们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也就是说，这把匕首成为我与对方以及其他人所共享的现实中的一种有效的客体成分。

49、社会同时以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的形式存在，要对社会进行充分的理论理解，就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如果把社会理解为一个由外化、客体化和内化三个步骤组成的持续辩证过程，我们就能较为恰当地把握它的主客观两面性。社会和它的每个子部分都同时包含这三个步骤。对于社会中的个体成员来说，他在社会世界中外化自身的存在，同时把社会世界作为客观现实予以内化。换句话说，生活在社会中就参与了它的辩证法。

50、l 次级社会化：泛指之后的过程，将已被社会化的个体引领到社会客观世界的新领域中

51、上述惯例化过程先于任何制度化过程。但从经验上看，人类惯例活动的最重要部分与人类活动的制度化是同延的(coextensive)

52、托马斯·卢克曼(ThomasLuckmann,1927—2016)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斯洛文尼亚文理科学院院士，著有《无形的宗教》《生活世界的结构》(与阿尔弗雷德•舒茨合著)等作品。卢克曼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现象学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卢克曼是舒茨现象学社会学的重要继承人。

53、综上，象征世界对所有离散的制度过程进行了综合，整体社会的意义因而得以浮现。特定制度和特定角色都需要在一个综合性的意义世界中定位自身，以此寻求正当化。在参照了权力与正义的宇宙秩序后，政治秩序就得到了正当化，而政治角色也被正当化为这些宇宙原则的代理人。象征世界就是人类意义能够投射的最远距离。

54、③职业道德：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

55、知识社会学从马克思那里获得了它的基础命题：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当然，马克思的这种决定论到底是什么意思，一直众说纷纭。“与马克思纠缠”(strugglewithMarx)正是早期知识社会学的一种重要色彩。这种色彩并不罕见，如果读过韦伯、涂尔干和帕累托的作品，我们就能在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学“古典时期”发现同样的东西。可是我们也能确信地说，大部分对马克思的批评意见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批判的往往只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本人的错误诠释。让我们注意一下这个事实，即直到1932年，马克思那本极其重要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才被发现，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一发现的意义才在马克思研究中得到体现，这就为我们的上述断言提供了有力的佐证。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的核心问题赋予了一种最犀利的表述，除此之外，知识社会学的一些核心概念也来源于马克思，这其中就包括“意识形态”(ideology)(一种代表着某种社会利益的观念武器)和“虚假意识”(falseconsciousness)(一种脱离了思考者的真实社会存在的异化思想)。

56、彼得•L.伯格(PeterL.Berger,1929—2017)

57、该书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于1998年被国际社会学协会被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百部著作的第5名。

58、按照前面所说的论证逻辑，本书的写作便难免重复，于是就出现了以下现象：在第一章，我们以现象学的“加括号”的方法探讨了某些问题；这些问题在第二章又出现了，这时它们的现象学括号被移除，我们关心的是它们的经验起源(empiricalgenesis)；在第三章，我们转而在主观意识层面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在不影响本书内在逻辑的前提下，我们已设法让它尽量易读。对于那些不可避免的重复，还希望读者能够理解。

59、本书的基本观点是：现实是社会建构的，而这一建构过程正是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对象。

60、社会是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个人的共同体。

61、对个人经验来讲，象征世界的这种规范功能可以被简单地概括为“让一切各安其位”。

62、《现实的社会建构》旨在构建一套自成体系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因此它既不讲述这门学科的发展历程，也不点评此领域或社会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各式人物，不会对这些人物和动向加以整合。本书同样无意论战，只有在为了阐明某些论点时，我们才会对其他理论立场做出批判性的评论(不在正文中，而在注释中)。

63、交谈是最重要的现实维护工具。交谈的现实维护功能绝大部分是隐形的而非显性的。谈话会在一个理所当然的世界背景中默契地进行。这个世界中最简单的词语都具备意义，借助语言的暗示，这种交流确认了关于世界的主观现实。

64、ThomasLuckmann(1927-2016)

65、象征世界symbolicuniverse构成了正当化的第四个层次。这一层次包含着各种理论的传统体系，它们把不同的意义领域整合起来，用一个象征总体symbolictotality来总括制度秩序。象征过程指的是现实的符号化过程，而不是日常经验的符号化过程。实际应用的层次被彻底超越了，正当化由此能够借助象征总体的手段实现，而后者与日常生活已毫无关系。象征世界就是由那些已被社会客体化的且具有主观真实性的所有“意义”所构成的矩阵。所有的社会历史以及个人的所有生命历程都是在这个世界中发生的事件，个人生活的边缘情境(不属于社会的日常生活现实)也都隶属于这个象征世界。